我写字是很快的，可以说是比一般的人都快，我上学时就这样，老师让听写或记笔记，我在我们班都是最先写完的，还要等着他们。我以这么快的速度答卷子，我才只答了一道作文题，而姜春爱，却把卷子全写满了，还向监考的老师另要了纸。她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在新闻稿件的写作上，我敢说，她没有我的经验多。那两篇作文，构思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写的那篇，等于是没怎么想，就直接往上写的，那个题目我太熟悉了，叫“你怎么看白色污染”，主要是针对我们在沿途中看到的到处乱扔的塑料袋，我采写过这方面的报道。我答得这么快，写得这么快，还是没有写过姜春爱＃糊得写多快，才能把卷子写满，还额外加纸？
姜春爱问我们：“你们上哪儿？”
我说：“回家呗。”
她说：“我不回家，我上我姑夫家！”仍然是洋洋自得。
“你怎么上你姑夫家？你妈家不在这儿吗？”
“在。我先上我姑夫家。”
“你姑夫家离这近吗？”
“不近，比我妈家远。考完了，我上我姑夫家报个信去。”
我似乎是明白了，我问：“是不是你姑夫让你来考的？”
“你咋知道呢？”
“你姑夫是不是个官？还是个挺大的官？”
“是。”
“你姑夫是谁？”
她神秘地一笑，不说了，“再见吧！我回去了，我得找我姑夫去了。”
烫荣问我：“她是不是先知道考试的内容了？”
“漏题了！肯定漏题了！”
“那咱们还考啥呀！”
“回去吧。考都考了，说那些没用了！”
妈妈为了我的事，要去求人。
我说：“妈，你别求，咱谁也不求！我考得上就上，考不上拉倒。”
我说这话，也是有原因的。如果我想上报社，我早就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还没有结婚时，是在一个基层单位上班的。一天，报社的张总编（几年后，张总编下海了，项梁接任总编一职）叫我去一趟报社。
我去了后，他说：“报社这儿正缺人，我们想让你当编辑，负责社会生活版，你看怎么样？感不感兴趣？”
我说：“我想去！”
“咱们这有很多人想来，还有不少大学生要来，我没让来。”
“我知道。”
“我们主要是看你爱写作，有热情，经常投稿，你的文章也不错，各方面吧，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
“谢谢总编能想到我！我本人非常愿意来，但是我要征求家里的人和单位领导的意见。”
“那好，我们等着你的消息。”
我回家和爸爸一说，爸爸就不同意。
他说：“机关那么复杂，人际关系不好搞，你的心眼慢，转不过人家，不擎等着吃亏呀！基层的人相对来说简单，只要工作干得好，年年评先进、长工资都少不了你的。”
我的工资也真如爸爸说所的，只要长级，就有我的份儿，在单位里的年轻人中，我的工资很高。
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写作！”
我和爸爸辩论了好长时间，爸爸也没有同意。
我没有说过爸爸，爸爸又让我去和单位的闵厂长说这件事，看看他是啥想法。
闵厂长和爸爸的看法一致。
局机关咋给基层这么不好的印象？好象就是勾心斗角的代名词了，也使我在人生的重大选择上，如入畏途。
在这件事上，我是埋怨爸爸的，他更看中的是物质上的实惠。也可能是我曲解了他，他怕我去机关应付不来——我在人际关系这块真是不灵。这个东西，我学不来，也不愿意有目的的去结交人。但是，写作一直是我的精神追求，爸爸却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说爸爸帮我做的这个决策是个失误，但最主要的还是我自己，我对自己认识不清，才听爸爸的，当爸爸的绝不是想害我，他有善意的忠告。
如果我当时当上了编辑，又是人家主动找我的，我后来又何必去考编辑呢？
妈妈并没有听我的劝，而是背着我，去问了党委的熊副书记。
熊副书记原来和我妈妈家也是邻居，他升官后，搬到了“中南海”——局级领导的集中祝葫。他的爱人廖阿姨总上我妈妈这儿来。她常求妈妈给算卦，熊副书记的工作调动怎么样，她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她的金项链丢哪儿了，她家的大事小事，来找妈妈，她说妈妈算的准，她和熊副书记都信妈妈算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信。出了我们家的大门，她就像不愿意理妈妈，怕我妈妈牵连到他们什么。
妈妈不太给我们算，也不赞同我们算，她说她算的有拿不准的，再者，人的一生该怎么就怎么走，不是她算了，就能给你改变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她给别人算，妈妈也说，算卦是泄露天机，算卦的人因此命运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