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
北京的小区里贴出了通知，让外地籍的流动党员到居委会登记，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开会，念报纸，学习的效果也不大，这耳进，那耳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相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显得太单一了，不说别的，电视上的节目就够人目不暇接的。而且，我去过组织生活，就得耽误班，一天就拿不到钱。因此，我没有去登记，我也没有和谁说我是党员。
我不和组织上联系了，我的党费也不交了，应该是自动退党了。
伊水把车交给了我，让我开。她可真放心我！
我们在教练场时，学员开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公里。在教练场上，要求开得慢，是安全起见，如果把这个速度拿到公路上跑，甚至是高速公路上就不太行得通了。我就是以在教练场上的速度上的路。最先引起公愤的是车内的两个家伙。一个是伊水的小叔子尤满，他和我比，是老司机，伊水让他带我一个星期；一个是伊水雇的一个陕西青年廉壁森，他不是司机，但他跟了一年多的车，对车的情况和路面的情况比我熟。
尤满说：“你这个速度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最低不得低于六十‘脉’（每小时六十公里），低于这个了，让警察看见，就得找你。”
坐在后面的廉壁森也给加“纲”：“太慢了！快点开呀！”
催我脚下用力，加大油门，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了。两人轮流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比我看得更远的地方，嘴里不时地蹦出两个字：“加速！”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踩着油门的那只脚，恨不得踩到油箱里去。
妈妈说：“谁再让你开快，你就让他们来开！”
引起另一伙人公愤的是跟在我后面的司机。不管我开得多快，他们也嫌慢，喇叭声频频响起。为了给他们让路，我就把车开到了路边上跑。
尤满又说：“你往边上跑什么？那是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了，是违章！你开的是汽车，不是自行车！你要上路中间上开！”
“我给后面的车让路呢。”
“你管他们干什么？他们爱按喇叭按去吧！你要看前面，别管后面的。他们要想超车，就让他们超！你管好你自己。”
开车和骑自行车是两股劲儿。
我又把车开到了路中，并不太管后面的车了。
我开着开着，就发现了后面的车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唰唰唰”地，像射出的子弹头，从我的左右两边跑到了我的前面。
我说：“我开得这么快了，他们咋还超车呢？”
尤满讥笑着说：“这还叫快？”
“比教练场上的快多了！”
“是，是比那快。但这不是教练场！”
在京顺路上，遇见了堵车。那些车根本没像交通法规上写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是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前后就差半尺。我怕溜车，怕把人撞了，也怕撞了别的车，每停下来，都要把手刹和档挂上，与前面的车有一定的距离，稍离得远一点，就有别的车夹了进来。
尤满又说话了：“跟上！你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家？别老是给人让！”
我只有跟上，像别的司机一样，紧跟着前面的车，离合和油门很怕踩错了。我们学车时，就有一个学员把油门当做离合踩了，把车开翻了。
又夹进来几台车，我后面的车像比赛一样按着喇叭。
堵了两个多小时，才顺畅了。我的脚踩得又疼又酸。
一辆车开了过来，与我平行时，一个人探出了半个身子，鼻子都快气歪了，向我狠命地挥着胳膊，嘴里像造反派似地喊着：“前进！前进！前进——”这辆车就像鱼雷一样窜出去了。
我的驾驶水平不光是令这些人愤怒，就连我的儿子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儿子虽然小，但他有修理车的天赋，而且一语道破，切中要害。当我打不着火时，儿子就拿个扳子，在电瓶上敲，还被他给敲好了。从这一点上，我就得出个结论：开车和修车是男人干的活，他们才是这方面的天才。
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肉夹馍（肉加磨）”，说我开车既肉，又磨。
男人爱指挥我，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