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校旱无关，校旱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还有人写汇报说我“翘尾巴”，而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代表却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像这样的经验是不会少的，我以后还有机会谈论它们，不想在这里多说了。这笔糊涂账似乎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可是常常想到过去，常常回头看过去的脚印，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明天又有人站出来“高举红旗”批判“和平主义”，谴责我给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我忍不住多次问我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账没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讲明白，你也引经据典，我也有根有据，谁的权大势大，谁就发号施令。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对，我想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横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相信神，我根据我那些天的见闻拿他做主人公写了短篇校旱《神》。现在重读这校旱，拿前一段时期的我跟校旱中的主人公长谷川君比较，我奇怪我怎么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么在一九三四年就写了讽刺若干年后的自己的校旱！是我自己吗？我竟然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狐使我浑身冒汗，但是我感谢自己意外地留下这一幅自画像，让儿孙们会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丑态。
最近听说有人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称赞。其实我也有过“思想简单”的时候，倘使思想复杂，人就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据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应付复杂的局面，思想复杂些总比思想简单些好。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的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现在不是信神的时代，不可能由一两个人代表千万读者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结论，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录音机吧。要是大家都成了录音机，我们就用不着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脑子也成了多余的了。但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是由复杂到简单。
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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