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七竖八的沙丘围困着一片不毛之地，看上去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古堡一般荒凉、神奇。此地离甘肃酒泉市四十多公里，在酒泉市东北方向，长城脚下。我们前边所叙述的那些右派分子将要在这里接受改造。这块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戈壁滩被命名为长城国营农场。
运送右派分子的那列货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经过两天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酒泉车站，时间是早晨七点，天还不亮。这些颠簸得疲惫不堪的罪犯们在一片吆喝与辱骂声中被轰下车厢，在一连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下，集结在一个露天场地待命。谁要大小便，都得向士兵请示。现在，他们头脑里什么价值观念都没有了，什么等级都不存在了，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还活着。
黎明前的黑暗——其实对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黎明——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狂风的嘶叫声。他们一个挨一个，尽量团挤在一起，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儿的风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袭来，刀片似的削着他们的脸，针芒似的刺透他们的衣着。十月天气，内地还不十分冷，这儿却已经滴水成冰。“我的妈，这地方咋这么冷！”有几个站起来跺脚，被看守的战士一声训斥，又乖乖地蹲下了。当初从家启程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是为了向党交心才到这儿来的，都有一个将来回去后继续工作的愿望。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多数人已经后悔，但要返回是不可能了。
忽然，车站上显出几点亮光，那是过往的列车停靠在酒泉车站。这时，有的右派分子内心发出这样的祈祷——老天爷啊，让我坐这列车回家去，我死在家里都行。几分钟后，亮光消失了，又是穿不透的黑暗……
不知什么时候，东边天际开了一个血红的口子，犹如产妇下身流出的血，大地轮廓开始显得分明。向东看，是野牛奔驰似的一座座小山丘；向北向西是茫茫无际的沙漠，黑暗中有几点鬼眼似的火星，那也许是酒泉钢铁基地；向南是耸入云际的祁连山脉，白皑皑的雪峰洒满朝晖，风景煞是壮观，然而却唤不起他们的任何美感，美，在他们心中已经死灭了。
这四百多名右派分子中，心境稍好一点的，恐怕只有史国锐一个人。对他来说，这地方可以算是故地重游。十六年前，史国锐和另外三个同伴从兰州乘长途汽车到酒泉来上中等师范时，这地方比现在还荒凉，现在起码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有铁路通往内地，而当时这里除了荒沙乱石，再什么都没有。他们当时的艰苦程度与现在相差无几。肃州师范是一所公费学校，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但生活十分艰苦，稍微有钱的家庭是不愿让孩子上这类学校的。当时史国锐家乡遭了灾，他父亲不愿再供他上高中。国锐的父亲在平凉华亭县中学当校长，每月工资一百大洋，收入是可观的，尽管颗粒无收，但他家庭的状况完全能供他上高中，可他父亲的心思完全在发财致富上。他父亲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要在穷人倾家荡产的时候大捞一把，多买些土地，再在地边水旁修建油坊水磨。要是让儿子把钱拿去上学，自己的计划就要落空。因此，他直截了当要国锐停学，去当小学教员，理由是国锐下边还有三个弟妹都要念书，他供给不起。言下之意，对国锐的责任他已经尽到了。国锐坚决不干，要继续上学。他父亲当时拍了桌子，说若要继续上学，就自己去筹集学费，他无钱再供给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国锐报考了当时的公费学校——肃州师范。全家支持他上学的只有竹梅一人。当时竹梅刚生了头一个孩子，孩子感染四六风夭折了，她还没过满月，拖着虚弱的身子为国锐准备衣物，在娘家各处筹集路费。临走时，竹梅一再叮咛：“再苦也要完成学业，不能半途而废。在外要顾惜身体，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家中一切有我，你不要操心。”说着说着，二人相对而泣。他能完成学业，多半是竹梅对他的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当时竹梅娘家虽说不是富裕之家，日子却也过得去，她母亲隔三间五给她几个钱，她舍不得花，给丈夫攒着。冬天夜长，她在油灯下打麻绳做鞋袜经常到半夜，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国锐回家返校时全带走了。
肃州师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半小时一到，一吹哨子，一律停止用饭。天气再冷，必须用凉水洗脸。手在水中稍微一停就冻住了。与他同时考入的三个同乡第一学年没有结束，就卷铺盖回家了，只有他一人坚持到毕业。冬天睡觉，冷得不敢脱内衣，时间长了，全身痒得不行，一脱衬衣，衣上虱子成堆，没有办法处理，只好把衬衣压在室外的一块石头底下，等来年夏天再清洗。那样的艰苦生活他也熬过来了，现在的苦，他想也能支持。在这四百多人中，他年纪轻，体质也好，这也是他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过去虽然艰苦，可他是一个自由人，而现在他是囚犯，脚手戴着无形的镣铐；过去，有竹梅按时将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寄到学校，他每年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回家，而现在有谁关心呢？他能随便回家吗？一想到这里，他心情又十分沉重。
九点多，沙漠上忽然卷起几股黄尘，几只金甲虫在黄尘中钻出钻进，金甲虫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