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敢直一下。干活回来躺在铺上，死尸一样，身子都不想翻。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跳舞唱歌、开批斗会，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多才能休息。
有一次举办文娱晚会，要求提前准备好节目。饥饿和高强度劳动折磨得路都不想走了，还要搞这些名堂。右派分子个个心里气愤，但还得认真准备。
一个右派分子的节目是二胡独奏——《春江花月夜》。夜深了，明月当空，袅袅琴音随着凄冷的夜风在辽阔的戈壁荒原上飘荡，把人的心绪带向遥远的故乡，奏着奏着，场地上发出唏嘘的哭声。
有天晚上在场地放映电影，要求每个人都得观看。影片是《祝福》，根据鲁迅同名校旱改编。其目的是要激发人们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可是，却产生了另外的效果：当表现祥林嫂悲惨命运的镜头在银幕上反复出现的时候，在右派分子心中所唤起的却是自己的不幸遭遇，对照祥林嫂，深感自己更悲惨，更可怜。除夕之夜，鲁四老爷家洗肉煮菜，鸣放鞭炮，迎接福神，这些画面又勾起右派分子对家人的思念和对阖家团聚的切盼。看到银幕上出现的肉菜，他们的胃囊更加难受，伤心得看不下去了，劳累了一天，身体也支持不住，看着看着，个个倒在地上睡着了，放映机的嗞嗞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影片仍在继续放映……
前边提到的陆云师范学校教师李京芳因信仰基督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春耕劳动一开始，他每天晚上走身子（即遗精），白天乏力干不成活，还得勉强下地，他感到自己的死期到了。有天晚上他睡在铺上，默默祷告他的上帝，祈求上帝或者将他接走，使他免受这人世之苦，或者改变他现在的处境，让他恢复健康。但他知道，后一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祷告后的第二天早晨，正要出工的时候，连长面对已经排好的队伍说：“李京芳，你出来。”他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过错，要受处分。他两腿发软，走出队列。连长接着说：“木工组需要一个人，你到木工组去（李京芳曾学过木工）。”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眼睛睁得老大，盯着他面前的这位领导。
“叫你到木工组去，听见没有？”
他这才信以为真，手中的铁锨顾不得放下，急忙到木工组去报到。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惊羡：“啊，李京芳得了这样一个美差！”因为木工组活轻，不晒太阳，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又能和炊事班接触，伙食上能得到一点优惠。仅陆云地区在酒泉长城国营农场接受劳教的右派分子共二百三十多人，最后生还的只二十二人，李京芳就是其中之一。李京芳认为，他能生还，完全是上帝的拯救。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弟弟傅作工也在酒泉长城国营农场接受劳教。他是全国著名工程师，曾留学美国。在当时饥饿威胁生命的情况下，他拒绝参加体力劳动，魏世雄拿他没有办法。他后来向兄长傅作义求救，傅作义向中央反映，上级才让他离开该农场。
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以后，史国锐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这年二月份，龚主任调走了。二月底，史国锐就从炊事班换下来，原因是他太倔强，不会奉迎领导、看眼色行事。他饭量大，一离开炊事班，不上一月，身体就垮下来了。
自从来到劳教农场，他给父母亲和爱人张灵芝写过好几封信。他父亲仅回过两封信，信中多指责教训之词，要他相信党和人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脱胎换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张灵芝也只回过两封信，信中既挖苦又诉苦，似乎她比国锐的日子还难过，比国锐还可怜。在第二封回信中叫国锐不要给她再写信，免得她伤心。他父亲仅给他寄过一件毛衣和两条“宝成”烟，张灵芝从未给他任何支助。他父亲在第二封信中说：“家中也十分困难。”意思是叫国锐不要再向他开口。信最后说，他为国锐付出的够多了，国锐干大事的时候，他作为父亲，也没得到国锐什么好处。曾有一次他去陆云看儿子，来回车费还是自己掏腰包。以后国锐重新工作，他也不指望靠他，他们之间的帐已经请了，谁也别靠谁。看了父亲和爱人的信，国锐心中十分悲痛，人在这种困境之下，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而他周围的难友却经常收到家中寄来的钱、粮票和实物，相形之下，他实在太窘迫了。每当饭前饭后或者工间休息的时候，他的难友便打开各自的衣箱或挎包，拿出家中寄来的食品压饥。每当此时，国锐看着别人吃，自己只咽口水，他就显得非常难堪。为了躲避这种窘境，他在宿舍东北方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给自己找了一个躲避的地方。那是一个沙丘旮旯，冬天向阳避风，夏天能遮一会儿太阳，人又少去。他在那里可以躲避一阵子，晒晒太阳，避避风，捉捉身上的虱子，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想想目下的处境，预测一下将来的结果。有时，顾影自怜，免不了伤心落泪。等时候到了，又回宿舍去。
当然，难友中也有对他表示关心的人。有一次，他上厕所，李京芳叫祝蝴，给他手中塞了半个高粱面发糕。国锐藏在袖筒里，如获至宝。这半个发糕他吃了三次，每次只咬一口。
又有一次，王枫在没人处拉住国锐的手，单刀直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