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哲说：‘咱尽量节省一点，吃孬点没关系，咱怎么说也比爸的日子好过。’布袋里那几个馍圪垯，是孩子在学校节省的。”
丈夫掂量着妻子带来的一布袋吃食，难为情地说：“你们不要过分节俭，孩子要上学，你要工作。千万不能把你们的身体撂倒！”
“不会的。你看他俩多精神！”妻子指着照片上的孩子。
照片上，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穿着新衣服，站在妈妈身前，面带笑容。丈夫看了又看，宽慰地笑了。
可是他哪里知道，孩子穿的新衣服全是借别人的。妻子每月工资四十多元，既要养活三口人，还要接济丈夫。为了给丈夫节省几斤面粉，她和孩子多半靠菜蔬维持生活。母子三人本着一个心愿，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清泉搭救出来。
这次回去以后，妻子病倒了，两星期没有上班，工资扣发，学校领导找她谈话，批评她不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她说：“我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可他是我家的人，生活上我不能不管。”校长指责说：“生活上别人能过，他不能过？你这是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耽误教学，影响学生，要是再这样，考虑你受处分！”
一个半月过去了，到了她和丈夫约定的时间，可她要给丈夫带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她又怕学校给她什么处分，她非常为难，但她决定还是要去。为了不让领导发觉，她选定了国庆节职工放假的时候。
到了妻子要来的日子，王清泉急切地盼望着妻子的到来。他一天不知要往场外的路上望多少次，希望妻子忽然出现在他的视线内。前几次妻子都是准日到达。而这次却迟迟不见妻子到来，他担心妻子在路上发生事故，心里说：“这次来我要说她，叫她以后不要再来了，真叫人担不尽的心。”他又怨恨自己……
等啊等，总不见妻子到来，他有些失望了。
以前妻子每次来带的食品他都精打细算，按日食用，即使再饿，也不多吃，这样，当妻子下次来时，总能剩一点，让妻子看见高兴。妻子来时，剩下的这一点他就和妻子共同分享了，他不忍心让妻子空着肚子回去。可现在，他按日存留的那点食品在两天前已经吃完了，而留着和妻子共同分享的半碗炒面总舍不得吃。因为他相信妻子会来。当他饿得不能忍受的时候，就用三个指头撮吃一口。这样又过了几天，妻子还是没有来。到了第十天，他感到自己不行了（他曾患过肾炎，体质一直不好，要不是妻子尽力扶持，说不定他早已离世了）。到了晚上，他对旁边的难友说：“我等不住我的妻子了，这点炒面留着，要是我妻子来了，就说这是我留给她的。过些日子要是她还不来，你就把这点炒面吃了。我死后，你看着把我埋好一点，不要让我妻子伤心。”当天夜里，他就停止了呼吸。
偏偏第二天，他的妻子就赶到了。她带来的杂面馍馍和炒面，还有冬天加添的衣服——这一切，她丈夫再也用不着了。在丈夫遗体前，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喊道：“清泉，我对不起你啊……我……我只晚来了一天啊……”
十一月中旬，已经有二百多人因饥饿死去。原来每个宿舍人挤得满满的，现在却空了许多铺位。为了抵御冬天的严寒，把剩下的人集中在一起，有的宿舍空下了。
这时，史国锐还活着。自从那次自杀未遂，他生活的勇气反而更大了。他不像别人，有亲人的尽力资助，他是孤身一人。正如前边所交代的，他没有一个亲人经常写信鼓励他，给他寄维持生命的食品。他的弟弟国强来过几封信，寄过两次钱和粮票，以后就再没有消息了。按说，他是最匮乏、最孤独的，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身体比一般难友看起来还略好一些。也许是他的体质比别人好，对这恶劣的生活环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也可能是他性格开朗，在极艰苦的生活中，能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说他把一切都想开了，觉得无所谓，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也许是由于别人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总之，他还活着，而且干着一件十分有意思的工作——为死者写墓碑。那些可怜的亡灵墓前立一块巴掌大的青砖，上边用毛笔小楷写着本人的姓名、年龄和籍贯。由于史国锐写一手好字，管教领导便叫他干这件事情。不知道这是对他的器重还是惩罚。当别人躺在铺上保存着体内仅有的一点能量时，他还要劳动，而饭食方面对他没有任何优待。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挨着时日，真是度日如年啊！
有时他想，反正过一天就离尽头少一天，要是忽然出现什么奇迹，也许能活着出去。这是他最乐观的想法。
国庆前夕，他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听说国家要在国庆前后进行大赦。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有了生还的希望。
国庆后的一天，集合他们开会，听说要向他们传达一份中央文件。个个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到了。
不错，真的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特赦令。特赦对象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部分国民党在押战犯，与他们毫无相干。他们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
国锐依旧干着他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