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发现少年是个姑娘，她因为“跟妈妈划不清界限”让人剪去了头发。司机决定买假发送给她。他花钱买不到，就拿走演员的假辫子，虽然他留下了钱，但是让人抓住，给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医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来，虽然他的视力大受损害。他摸索着再走到那条小街，但是他称为“弟弟”的姑娘的家门紧紧关闭，别人告诉他：“人早走了……门上还贴着封条。”从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他写成电影剧本，设想了种种的“结尾”。他始终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也有可能她已经永远消失。在那十年中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觉得又一次接触到那些熟人的心灵深处。我又回顾过去那段黑暗时期的生活，我觉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双医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国记者说，我不喜欢“伤痕文学”这种说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创伤，我不能否认。揭露伤痕，应当是为了治好它。讳言伤痛，让伤疤在暗中溃烂，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见伤疤出血就惊惶失措，或则夸大宣传，或则不准声张。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们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伤痕，这半年来我反复思考的正是这个。
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们使我感觉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离的共同的命运。……
现在我找到更恰当的说明了。感谢影片的导演和剧作者把我引进了小街，让我在小楼上遇见双目伤残的青年司机，听到他那么坚决的声音：“如果对未来不抱有什么希望，我的眼睛宁可瞎掉。”他始终不放弃他的询问，他的探索，他的追求。这决心，这希望从什么地方来？他自己告诉了我们：要“把自己微薄的心愿赠给自己的同类”。这也就是俞姑娘所说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十年动乱所卷不走、反倒加强了的东西。
我也有这样一个微薄的心愿。
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