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竹梅和小刚心里更加恐惧——新的一天等待他们的不知道又是什么……
于顺虎被赶走以后，竹梅和小刚惴惴不安，思前想后，一夜不曾合眼。
“妈，我不想念书了。”小刚正穿衣服时，突然这么说。
“怎能不念书？不念书你干什么？”竹梅用吃惊的目光注视着小刚，大惑不解地问。
“上星期学校开大会，校长在会上点了我的名。”
竹梅心里更加沉重：“他为什么点你的名？”
“我不知道。”小刚不愿说真实情况，竹梅反复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校长说，他……他是……右派分子。”小刚在竹梅跟前从不把国锐叫爸爸，但也不能叫国锐的名字，没有办法指称的时候，就只好用“他”来称呼。竹梅当然理解其意。
竹梅这才更加确认先一天傍晚于顺虎说的是事实。她又进一步追问：“校长还说什么了？”
“校长说：‘右派分子史国锐的儿子史小刚也对党不满。’”
“我要找你校长去，他胡拌的什么屁！”竹梅气得脸色煞白。
小刚后悔自己不该对妈妈说实话，他连忙劝道：“妈，你千万别去。你要是一去，我真的就念不成书了。”
竹梅越想越气，竟忍不住哭起来：“国锐呀国锐，你在哪里？你叫我怎么活呀……”
这时，国锐正在西行的列车上。
一上火车，国锐就伏在茶几上睡着了，他实在太累了。多半年时间，他一直在遭受着极度的煎熬，被折磨得实在够呛——接二连三地批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数不清的检查，车轮战式的围攻，彻夜不停地思考……有时，他忍无可忍，气得几乎要爆炸；有时，他又不得不逆来顺受，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忍耐；有时，他脑子里一片混沌，连平常熟悉的人名也想不起来；有时却又清醒得要死，想睡也睡不着。白天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打骂，晚上还要忍受妻子的讥讽和冷遇。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有无数的车轮在滚动，有震耳的雷电在击闪，他冷汗淋漓，每一根神经紧张得快要绷断了，几乎到了精神分裂的地步……这一切，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希望事情赶快结束，不管是什么结局。但是，他的右派迟迟不能定性。部分群众认为他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够定右派分子的条件，可是个别主要领导却一定要给他戴右派帽子，把他从领导机构中驱逐出去，因为条件不充分，他们却又迟迟不敢做出决定，直到进入了大跃进，反右斗争基本结束的时候才定性，因此，他是最后一批去酒泉接受劳动教养的地级领导干部。
现在，虽然不是最后的结束，但总算画了一个暂时的句号，以前的一切，总算暂时摆脱了。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他像一个虚脱的病人，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忘却。他是一个不甘于屈服命运的人，是一个按自己意志生活的人。他现在三十六岁，生命的里程还很长，他还没有到偃旗息鼓的时候，他要冲出这个低谷，继续扬帆远航。他认为，暂时失败了，暂时被人暗算了，但这不能归咎于党的反右斗争的政策，这完全是个别人的阴谋，他们利用党的政策达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对于中国**，他没有失去信赖，他还要做一个**员，他仍然要跟党走。这是他临上火车时的基本心理状态。
他瞟了一眼他面前的这个矮墩墩的押送人员，那种威风凛凛、怒目而视的神态使他觉得可笑。这人是本单位的普通职工，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打人干将，是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放心吧，年轻人，我绝不会跑掉，你也绝不敢对我开枪！”
现在他睡着了，睡得很实，均匀地打着鼾声。因为是大白天，这种声音和车厢内的气氛很不协调，周围旅客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心里说：“这人像一辈子没睡过觉。”
他面前的这位看守一直手握枪柄，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生怕他会变成一只苍蝇飞掉。
笨重的蒸汽机车七窍冒烟，喘着气，拖着长长的车身，在崎岖陡峭的渭河沿岸上行驶，滔滔河水在这万仞峡谷中如脱缰野马，咆哮着，以雷霆万钧之力，撞击着两岸黑色的岩石，溅起雪白的浪花，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使坐在窗前的旅客心惊胆寒。
列车安然无恙地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车内电灯时暗时明。隧道里，车头喷出的黑烟卷进车厢，临窗的旅客急忙放下车窗，车厢里不时爆发出呛人的咳嗽声。在隧道与隧道间隔的路段，旅客们透过窗玻璃，可以望见对面的山峰上被秋霜染红的杂树，阳光洒满山坡，那又是另一种境界。素不相识的旅客望景生情，互相交谈着；小孩在母亲怀里发出呢喃的叫声——这一切并没有把国锐吵醒，他依然睡得那么深沉。
当列车过完一百多里的隧道，快要驶进佛谷县城时，他突然醒了。他是从梦中被惊醒的。睡梦中，他正在陇东打游击。他们在一个地下**员的家中正在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地方部队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会址，在突围中，他不幸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把他推到悬崖上要枪毙，临刑前要他供出陇东地下党成员，他咬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