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一中的校园里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教室的门窗都关锁着，校园里见不到一个学生。教室墙壁上，野鸽子的粪便一道一道，看去十分刺眼。
在这全民大炼钢铁的岁月中，县一中组织了一支九百多人的炼铁突击队，由书记夏志辉亲自挂帅，在县城公路沿线和南北山坡上用土高楼炼铁。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天塌地陷不低头，海枯石烂不动摇，钢铁不练千万吨，大年初一不收兵。”文川县炼铁指挥部将县一中命名为“尖刀营”，大力宣传。学校只留下老弱病残的教职工看守校园，并在校办工厂参加劳动。
公历已进入一九五九年，旧历己亥年的春节正在迫近，却叫人感觉不到一点春节来临的气息，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红旗招展，炮声隆隆，烈火熊熊，大跃进的风暴伴随着西伯利亚的寒流扫过陇东高原。
这天，气温骤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八度。黄昏时候，暮霭沉沉。年逾六旬的老教师史清哲佝偻着从校办工厂的门里出来，在食堂端了一大搪瓷碗搅团，朝他的房子走去。他冻得全身瑟缩，清鼻涕吸不住地流在棉衣襟上。他下了食堂门前的台阶，绕过两栋教室，在校园西北拐角处撩起一个白布门帘，进了他的小屋，坐在二尺宽、三尺长的办公桌前，默默地拿起筷子，把碗里的搅团一块一块往嘴里填塞。刚才绕过教室，走了二百多米长的路，碗里的饭已经不热了，吃下肚，全身只觉得冷，精神却比刚才有些轻松。吃过饭，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去参加晚上的辩论会。
史清哲可以算得上全县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解放以来，他一直是县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会员，担任过一中副教导主任，后来因为年龄关系自动提出辞职，上级予以批准，并表扬了他一番。
史清哲三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一直在陇东一带从事教育工作，很有声望。他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在师生中很有威望。解放前，他对国民党政府的****非常不满，常在学生中散布民主言论，很受学生尊敬。解放后由于他自己的名望，加之他儿子史国锐在县上的显赫地位，被誉为开明人士。虽然家庭划为地主成分，但带地主帽子挨批挨斗的是他老婆，他却被列入干部队伍参加了全县的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在县一中继续任教，并担任副教导主任。他在数学方面有造诣，教学有方，颇受学校领导和师生敬重。
他解放后经历了“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运动，才体会到**的厉害，言行变得越来越谨慎，对**的某些方针政策即使有不同意见，他也从不表白，表面只说颂赞之词。解放前，他敢在师生大会上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肆抨击，但对**，他却从不敢有些许微词。譬如大跃进，他心里明明有看法，但每次在会上发言，却是大唱赞歌，极力恭维。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明哲保身。他从别人的受批挨整中总结了教训。正因为如此，每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打击面很广的反右派斗争也没有伤他一根毫毛。他得知儿子史国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时，内心十分震惊十分难受十分尴尬，见人无话可说。经过反复斗争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一个解脱的办法。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他公然提出和史国锐划清界限，也着实动了感情，声泪俱下地说：“我虽然是他的父亲，但我能生他的身生不了他的心。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党对他劳动教育，这是党对他的宽厚仁慈，我从内心感谢**，感谢**。我希望党能把他早一日拉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使他脱胎换骨。他一日不改造好，我一日不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表态发言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就这样，他顺利地躲过了反右派运动的暗礁，仍然是一个蒙**信任的民主人士。
他吃完搅团，倒了一杯保温瓶里的热水漱了漱口，准备洗碗，这时，他的二女儿秋菊突然推门进来，急冲冲地说：“爸，信。”把手里拿的信放在她父亲面前的桌子上。秋菊在县一中上高二，刚背矿石回来，不住地往手心哈气，连声说：“真冻死人了！本来可以早点回来，指挥部的唐书记叫我们又背了一回。”
“饭吃了吗？”史清哲擦干手，拿起信一边看一边说。
“就算吃了。”
史清哲戴上老花镜，在信封上端详了半天，脸上显出惊恐不安的神色，小声问女儿：“这信是谁给你的？”
“传达室的张师傅，再有谁？”秋菊心情不好，不耐烦地说。外边天气太冷，她只顾往回赶，也没顾得看是谁的信。
“你拿信时，旁边没有别的人？”史清哲不放心地问。
“没有没有。你问那么详细干什么？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史清哲脸上惊恐的表情才消失了。他摘下眼镜，用眼镜盒里的绒布把镜片擦了擦，又重新戴上，正要拆信，忽有想起什么似的把门关上。这时，房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他摸着火柴，点着煤油罩子灯，把灯捻亮，才战战兢兢地拿起信，拆开。信是他大儿子国锐寄来的。国锐到酒泉接受劳教已经三个多月了，这是他的第一封信。虽然史清哲在大众面前痛斥儿子，骂他，恨他，说要和他划清界限，但内心却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