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梅离开颉牛家，又变成了一只孤雁，白天在野外到处飞旋，晚上随便栖息在什么地方。她再没有回她大哥家去，害怕人家嗤笑她。她也永远离开了颉家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的一个耻辱。寻找男人——这本是她违心的事情，何况又是那样遭人歧视。说实在的，她现在对任何男人都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她心中的爱情早已死了，她只不过是找一个落脚之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为此，她付出的是卖身的代价，心中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离开颉家堡以后，她只想赶快回甘肃去，玉石镇有一条无形的线紧紧地牵着她的心。在这离家一千多里远的境地上，在这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内心感到十分孤独，她多么想尽快回到儿子身边啊！可是她不能回去，她明白，要是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安身之所将小刚接来，那就意味着死亡。
连日来，她过着乞讨的生活。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从这一村到那一村，全县的大半地方她走遍了。她也了解到这里的风土人情：这里的人一般都质朴、直爽、为人厚道，对落难的人有怜悯心，但这里比玉石镇更为落后，生活不讲究，甚至有些野蛮。
她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轻易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晚上多在有老人的家中过夜，和老太婆睡一个炕，白天尽快离开。而多时，她在村边场房、野地、柴草窝里投宿。白天、黑夜，她始终考虑着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找男人在这个地方落户，哪怕当佣人都行。事实证明不行。一出门就知道，全国到处户籍管理非常严，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只能是流浪者，连住旅馆的资格都没有，而且随时都有受审查、被拘留和被当地治安人员遣送回原籍的可能。对象她这样的人有一个专用的称呼——流窜犯。
于是她横下一条心——找男人。
一天，她流浪到一个集市，这里人把赶集叫上会。这天上会的人很多，把一条窄窄的短街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忙着置办年货，从他们的衣着、面容、言语上都能感觉到一种要过年的气息。不像甘肃，把过年的风俗习惯一扫而光，去年到处是疯狂的蛮干，而现在到处是饥饿凋敝的景象。在这条小街上走来走去，她才知道春节近了。她看见许多人领着孩子逛街，给孩子买这买那，她就更加想念自己的孩子。她问自己，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人的生活？
冬天的日子十分苦短，太阳刚升起来就又到落下去的时候了。天快黑了，街上的人都赶着回家，可她无家可归，坐在一个食堂门前，看吃饭的人出出进进——这是街上仅有的国营食堂。服务员正在刷洗碗碟，看样子快到下班的时候了。她饥肠辘辘，为了安慰自己，她还是走了进去，围着几个饭桌转了一圈，看见桌上几个碗里有喝剩的汤，她想端起喝，又怕人耻笑。
她身上还有几块钱，留作返家的路费，她一直压着不敢花。现在她顾不得了，回去的时候再说。她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数，还有五元钱。她拿出一元，堂堂正正走到开票的柜台前，对着一个年龄和她相当的女人说：“来一碗素面。”她把钱放在柜台上。
“还要粮票。”开票的女人说。
“粮票？有。”她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二斤粮票，从钱包里抽出来，递给她。
开票的拿起一看，往桌上一扔，说：“用不成。”
竹梅拿起粮票，仔细看了看，没啥问题，于是问：“怎么用不成？”
“这是甘肃通用粮票，只能在甘肃使用。”说着把竹梅斜了一眼。
竹梅扫兴地把钱和粮票塞进怀里，转身离开。
“喂，你过来！”
竹梅正朝门口走，忽听背后有人喊叫。她回头一看，餐桌旁坐着一个人，年龄有五十来岁，正在吃饭。她以为是叫别人，没有搭理，转身又走。
“喂，就是叫你。听见没有？”
她只得又回过头，那人放下碗在看她。说他是农民，却又不像农民，穿着比一般农民讲究一些，衣服又不太干净，纽扣也掉了一枚，戴一副茶色眼镜，身边放一个提包。竹梅估计是他在叫，因为食堂里再没有别的顾客。
她走到跟前，问：“是你叫我吗？”
“是的。”那人掏出钱包，用手指夹出一张粮票，说：“给你。”
她想接又不好意思接。那人又说：“拿上。这是陕西粮票。”
她接过粮票一看，面值是一市斤。她说：“谢谢你。多少钱？”
“不要钱。”那人继续吃他的饭。
竹梅走到开票处，说：“来一碗素面。”
开票的撕下一张饭票，给她找了九角钱和八市两粮票。
竹梅拿饭票在领饭的窗口端了一碗素面，来到餐桌旁。这时，给她粮票的那人提着提包，到食堂门外，把包挂在自行车把上，推车走了。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把那人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坐下吃饭。
饿了一天，虽然是简单的素面条，饭里有几颗豆腐萝卜丁臊子，但在她口里如山珍海味一般。吃了一碗，没饱。她又要了一碗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