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大手笔就是开凿了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入中都，弥补了莲花池、高粱河两水系水源不足的缺憾，使漕运畅通。《元史*河渠志》引用重开金口河的郭守敬的话：“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河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今若按视故迹，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新都（元大都）与旧都（金中都）只隔着一条河流——有考古者说此乃莲花池附近的金口河。忽必烈筹建“汗八里”，选址时颇费踌躇：本想以金亡后的中都为基础，可占星术士预测此城有不祥之兆，于是决定在河的对岸另建一座新城。土著居民大多被强迫迁往新都，金中都旧城区逐渐荒废。而在其东北郊外，以金夏季行宫太液池（北海）琼华岛为中心修筑的“大汗之城”，却日渐繁荣。
明清北京的内城，与元大都方位大致相同。在内城与宣南（金中都故址）接壤的地带，至今尚存许多由西南向东北的斜街，最初可能是金之遗民搬家时打通的。在旧城与新都间往返穿梭，为节省力气，必须选择直接距离最近的途径。金中都的街道，元大都的胡同，原本都是横平竖直的——要么东西向，要么南北向。这一特殊地带密集的斜街便尤显突兀。看来只能作此解释：在旧城与新城间开辟的通道(缩短路程的捷径)。元大都的文人雅士，也经常穿越这一段段斜街，去瞻仰金皇城旧宫遗迹。此乃元代一条“旅游热线”：“岁时游览尤以故城为盛。”金之遗老遗少，在断垣残柱间凭吊往事，更容易滋生物是人非、沧桑演变之浩叹。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亦曾有伤心之旅：“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但见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题写的诗句近似于呜咽。亡国之恨并未平复，但也只能托付给衰草残阳了。
林语堂先生说：“在城市西南角外，在邻近赛马场的白云观附近，是建于十至十一世纪的连绵的土堡垒。更远处，距现在外城西南角八华里之遥处，是金中都的包括西南角一部分在内的延展堡垒。它的建成可上溯至十二世纪。这些乃是北京故址的最早的遗迹，它们比内城墙外北城的蒙古堡垒还要古老。”文中提及的三处残存的城垣，分别属于辽、金、元。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拓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敖甲伏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见朱彝尊《日下旧闻》) 元大都则彻底推翻了金中都之体制，另起炉灶，平地而起。但首尾相衔的这三个王朝，不约而同地都留下了一小段残破的土垒。看来还是泥土最结实，比金银铜铁、青砖玉石更原始，也更接近永恒。不管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还是蒙古的元，皆从泥土中来，又归于泥土。都属于泥做的王国，泥做的江山。当然，再伟大的皇帝，也是泥做的。稍一失手，就会打破，就会还原于虚无与朴素之中。从来就不曾有永远华丽的家族，和不死的人。都是瞬间的闪耀。都是匆匆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