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我甚至猜测：巴金是否由剧情中人物预备纸钱、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人——老舍借助人物之口预言性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么回答呢？”巴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以及“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之类的肺腑之言。“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巴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纵然如此，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失，又是一代人的损失。或者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距老舍之死已有40年了——恰恰40岁的我(代表北京城里的一代年轻文人)，以文字追怀40年前一位伟大的死者，权当世纪终结之际一次冗长的默哀吧！
这样的工作不只我一个人在做。另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宋炳辉所采取的纪念方式，是把水上勉、井上靖以及冰心、胡风等诸多中外文化名人回忆老舍的文章编选为一册《老舍印象》，并在序言中倾述：“老舍之死是触目惊心的。但令人惊悚的还不仅因为他是10年‘文革’里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人，也不只由于他在受辱于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择，甚至不在于他的死会令人惊异于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与2200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老舍的纵身一跃与我们近在咫尺……”如果这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则要沉痛地咏叹：太平湖、太平湖，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0公里，它离今夜只有40年……但同样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爱的北京，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离我们乃至离后人，都只有一纸之隔。
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损失，但老舍同样是北京城永远的骄傲。他以自己的母语浓缩、定格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作为一份厚礼馈赠给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并且还在生活的人民。他是最纯粹、最彻底的人民的作家。同样，这也要感谢北京——北京给20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老舍的作品不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舍没死。老舍不死！
就身份而言，老舍区别于同时期大多安徽作家之处——在于他是满族人（或称北平旗人）。宁恩承先生归纳过：“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300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这三个人都是北京满洲人。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因而三人的题材有别：“曹雪芹写言情校旱，李汝珍写讽世校旱。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不写女人。”这或许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华到腐败直至没落的完整梦境——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人物的尴尬已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以说他出生于正红旗下即开始体验到梦的破碎与现实的步步紧逼，他本人的心态或文笔俱是在对贫困衰败的穷于应付中变得尖刻犀利的。此情此景，非本世纪初的北平旗人不能体会其酸甜苦辣。“因为从小儿就穷，生活在穷苦人群之中，北京的大杂院、洋车夫、赶驴脚的、拉骆驼的，全是他的朋友，他都有深刻的了解。天桥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耍狗熊的、卖狗皮膏药的，他均极熟悉。这群人是他写校旱的资本。”曹雪匠虽然晚景凄凉，毕竟是落难公子，有旧梦重温；直轮到老舍，才终于洋溢出江湖的气息。太虚幻境终究被现实主义所代替。宁恩承形容老舍时只用过一个有华丽遗风的比喻，倒也别出心裁：“老舍的文学很像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老舍的校旱不用文言，不用诗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不受缠足的限制。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跟贵族倾向的《红楼梦》相比，老舍已彻底的平民化——荣华洗尽，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返璞归真的文风简直令读者想象得出百姓炕头上供奉的窝窝头的滋味——也堪称平民朴素的道理。这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对老舍念念不忘的原因。
“老舍属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