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风把夏天的酷热连同秋天的凉爽一起刮走了，严寒又一次控制了河西走廊。长城国营农场接受劳教的右派分子再次面临寒冷的威胁，而且有比寒冷更严酷的摧残，那就是饥饿。
一般说来，短期的饥饿并不可怕，因为除了粮食、蔬菜之外，人还可以从野生动、植物中得到补充。可怕的是长期挨饿，连野生动、植物的潜力全部挖尽之后，并且断绝了一切其他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才是最可怕的。长城国营农场本来就缺乏野生动、植物，只能依靠家庭援助，而现在，家庭援助也供给不上了，饥饿成了绝望的痛苦。让人白白地饿着等死，请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人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时，还可以用止疼药剂进行缓解，而饥饿的痛苦，除了食物，还能再用什么缓解呢？就这样一时一日，一月半载，把人体内的能量一点点消耗殆尽，直到停止呼吸。这种滋味，大概只有忍受的人才有切身体会，别人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右派分子已经这样苟延残喘了半年，他们每天只靠三两面充饥，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能喝到两碗照得见人影的清汤，当地人叫滚水。蔬菜起初还有一点，九月份以后就没有了。靠邮寄的外援也基本断绝了，他们的亲属也自顾不暇。
现在几乎全躺倒了。正如看守人员说：“现在放开让他们跑，也跑不出去了。”的确如此，周围几百里全是戈壁，他们饿得走路都没力气了，能往哪儿跑呢？
有的人连续几天不解一次大便，到解的时候，肛门憋得难受，想解，却又半天解不下来，蹲着活受罪，要是解出一点点来，羊屎蛋一样的粪便上带着血，因为他们长期不见油水。
有的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开始写遗嘱。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后能把遗骨送回原籍。他们活着不能和亲人在一起，死后能偎依在亲人身边。可悲的是，仅连这点愿望也不能实现，而且许多人直到临死还在请求组织宽耍蝴们的“罪过”！
他们死后连一副薄板棺材都没有，用他们的被褥一卷，挖个四五尺深的坑埋在沙丘之下。而他们——甚至连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背着右派分子的黑锅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
进入九、十月份，体质弱的开始死亡，三天两头死去一个，进而一两天死一个，有时一天死两三个。死后同室的人按对待亡灵的规矩给死者换上干净点的衣服，用被褥裹好，偷偷哀悼一番，然后七八个人抬到宿舍后边的沙丘下挖坑埋葬。场部在给死者家属的通知书上一律填写因玻豪亡，从不说饿死。家属接到通知，有的因付不起路费不来，有的因怕受株连不敢来，只在家祭奠一番；有的不顾一切地来了，一看这种惨景，哭得死去活来，想迁尸，但路途遥远无能为力，只得重新就地掩埋。
十一月份以后，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掩埋也来不及了，暂时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抬。墓地由远到近，墓坑由深到浅。有的人白天看来还不太要紧，晚上睡觉时还在说心里话，可是第二天早晨，睡在旁边的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死的。有的临死前不停地哭喊、呻吟，那口气断不了，惹得旁边的人难受得哭。
右派分子中有一个名叫汪清泉，是湖北郧县人，四十一岁，劳教前在甘肃省商业厅工作。他爱人是兰州市某小学教师。他被打成右派后怕妻子受牵累，劝妻子和他离婚，妻子坚决不同意。他在长城国营农场劳教时又几次写信劝妻子离婚，向妻子郑重讲明将来的利害关系。妻子给他回信说：“清泉，你太看不起我了！要是我被打成右派，你能这样做吗？况且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再不准你胡思乱想，好好保重身体。我要尽一切力量搭救你，因为你是受冤屈的。你出来以后，就是回家务农，我也跟你一块回去。”
开始挨饿以来，妻子每过一两个月就去看丈夫一次。她从兰州乘火车到酒泉车站下车，再步行八十多里才能到达农场。妻子每次来都带些各样食品，基本够他添补吃一个多月。而且每次回去时要告诉她下次要来的大体时间。到了下次约好要来的那个时间，丈夫就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妻子的到来。
由于路途遥远，妻子到农场以后不能当天返回酒泉市，要在农场住一夜。利用这点时间，妻子缝补一下丈夫的破衣，替他捉内衣的虱子，不嫌他身上脏，晚上和他挤在一个被窝，给他说宽心话，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妻子对他越体贴，他心里越难受，他把脸埋在妻子怀里，含泪小声说：“丫子（妻子比他校耗岁，他常这样称呼她。她的学名叫刘丽群），要是世上真的有鬼，人能轮回转世该有多好……”
妻子理解他的话意，立即打断：“你胡说什么？哪里有鬼！”
“当然没有。我是说，如果有的话……”
“不许你再胡说。”妻子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接着给他讲家里的情况，以此转移他的思绪。妻子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丈夫看。照片上有三个人——妻子和两个孩子。
“你看，孩子快和我一般高了。”妻子勉强露出笑容，“敏哲已经上初二，敏娜上小学五年级了。我上次回去后把你的情况告诉了孩子，孩子难受得哭了。